古都

主题游

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或者在全局范围看呈鼎立之势的大的政权的首都。又称都、都城、国都、京城。京都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它的设置应该比较稳定。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京都常常从旧都迁往更为合适的新地。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许多政权在自身发展中经历了京都位置的逐步转移,而且从整体看,历代京都还呈现出先以东西向迁移为主,后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变换。京都的迁移还必须考虑各种地理因素:①京都应建立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③京都应选择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城位置的选择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所以都城的选定往往反映该时期总的形势。反之,都城一旦确定,也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1]。周代的都城也经历了数次迁移,从黄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继位,以丰京地狭,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西周王朝以镐京为中心,分封诸侯,发布政令,集各地工匠于此制作,三百年间,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都会。武王克商之际,曾"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管、蔡、武庚谋乱,周公东征,为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监控"顽民",史称"成周"(今洛阳市东汉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于四方诸侯入贡。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迁九鼎以示国家社稷,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成王在其亲政五年时,于新建成的东都洛邑对其下属“宗小子”的训诰,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时决定迁都于洛邑,与《尚书》中的《洛诰》《召诰》等文献记载可相互证,起到了证实补史的作用,为西周历史的研究和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俘,次年,平王东迁,都于洛邑,称"王城",二城交替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创举,多为后世所效法。东周列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带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分离,以及人口繁聚,从而促进城市的兴起。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列国纷纷筑城设防,营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诸侯国君居处的列国都城。国都的命运同各诸侯国家的命运紧紧相系,所谓"城破国亡"即此含义。列国都城也有一个选址和迁徙的过程,是各诸侯势力消长,争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欲与外界交往,不安于局促一隅的反映(列国都城见附表)。早期中国都城大多选择平原内的岗丘或两种地貌景观(山地、平原)的接触地带,而且依附于一条河流。夏、商、周三代相继,又皆屡次迁都,地望虽难确指,却未曾脱离黄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选择重视肥沃富庶区域之所致。商代后期长期都殷,两周分别以关中、洛阳盆地为政权中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建都史前期以黄河为轴线东西迁摆的格局。秦至北宋的主要都城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直至公元12世纪初赵宋政权南渡的一千三百多年间,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皆以长安、洛阳、开封或邺作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对立时期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大同为中国北方政权的主要都城北魏京都,辽,金陪都,而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都城存在的相对时间均不长。这一时期国都的迁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开封、邺间做东西轴向的摆动。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上述地区自然环境和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元8世纪以前中原地区沃野千里,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能为都城提供可靠的经济倚托。一个政权若能有效地掌握这片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②示尊崇兴王发祥之基,如唐朝北都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北宋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③南狩避难之地,如唐南京成都府。④中兴驻跸之所,如唐西京凤翔府。⑤祖陵故里之区,如明中都凤阳府(今安徽凤阳)、清留都盛京(今辽宁沈阳)。⑥按地理方位设东西南北四京四辅,其选择亦随首都位置的转移而变换,如后唐同光元年(923)都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建东京兴唐府,以东原府为西京,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真定府,建北都;后又以太原为北都,以洛阳为西京;迁都洛阳以后,又改东京为邺都。北宋都开封,则以应天府为南京,河南府(今洛阳)为西京,大名府为北京,与东京开封府合称四京。北魏王朝从平城大同迁都洛阳后,尊原国都大同为北都。辽代以临潢府为上京(今辽宁巴林左旗南)、辽阳府为东京(今辽宁辽阳)、析津府为南京(今北京市西南)、大同府为西京(今山西大同),又建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号称辽五京。金朝迁中都大兴府(今北京)以后,改辽中京为北京,原北宋都城开封为南京,加上京会宁府,西京大同府(今大同),亦称五京。中国历史上陪都位置的分布变化受首都位置迁移的影响,京都位置作东西轴向摆动时,陪都亦呈东西对应分布;京都东移近海时,京都同陪都位置常常南北互置,以有所照应。早期的中国都城多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来,宫殿、宗庙、祭祀地等王室起居和礼仪建筑占城市很大比重,与普通民居、手工作坊错落有别。宫城有垣,但整个都城并不以有无城垣为标志。西周开始有都城事先经过规划设计而后建的记载。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代表了早期中国都城规划的设计思想,其中方形城垣,以坐北朝南为宫殿主体,突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是崇拜天神地母、祭祀祖先的礼制原则与中原地区季风气候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框定了中国历代都城建筑形制的主导方向和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军事防御色彩突出,普遍夯筑近方形的城垣,整个城市内选择较高地理位置的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内为国君所居,建有高大的建筑群;官署、民居和手工作坊分布在宫城之外的郭城内。秦汉以后,中国都城建筑形制逐渐规范化,并向封闭的里坊制方向发展,唐朝前期达到顶峰。这是这一时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城市商业发展缓慢的结果。两汉都城以宫殿占据城市主体,并用围墙将宫殿、闾里、衙署、武库、作坊、市场等城市功能区隔离,使整个城市趋于密封,体现了既遵守礼制,又适应帝王政治和生活上的需要。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都城的宫苑偏于城市北部或西北隅,分建宫城、皇城和外郭三重城垣,以加强防卫;民居、官衙、寺观被局限在皇城以外的郭城内,用高大的坊墙围成若干封闭的长方形或方形坊区,以助于强化对市民的控制。市肆集中在一二个坊内,由官府统一管理,定时启闭。整个城市呈现棋盘格状封闭式的格局。晚唐五代,随着广泛实行租佃,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城市人口激增。城市民营商业、手工业发展,物资交流频繁,临街开店,夜市盛行,新的买卖区出现在官府限定的"市场"以外,这些城市商业活动的加强,开始突破城垣和城墙的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闭的坊市制度。北宋都城开封城市平面布局以开放的纵街长巷一改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封闭的里坊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都城布局形制变革的先声。开封的宫城位于全城中央,使纵贯全城的中轴线愈加突出。元代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虽然第一次实现了《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营建国都的部分原则,但是城市整体布局仍然是北宋以来逐渐出现的开放式街巷制变革的发展与继续。明清二代都城北京的建筑规划更进一步突出了宫城在整个城市中的中心地位,南北中轴线与宫城前的横街形成一个"T"字形宫廷广场,中央官署依次集中在宫城前的中轴线两侧,是王朝时代皇权至上主题思想在都城规划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而北京城街道和市场的分布,却又标志着中国都城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最终完成。1982年,谭其骧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一文,认为“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做过一统政权或较大的地区政权的首都的城市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长安、洛阳、邺、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七大首都”;“这七个首都又可以分为三类:连续几个王朝长期作为统一政权首都的有长安、洛阳和北京;作为统一政权首都时间较短的有开封和南京;而邺和杭州则仅作过较大的地区政权的首都”。谭其骧这里提出的“七大首都”是其后“七大古都”提法的另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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